就秦汉两代来看，作为政治思想，法家思想适宜夺取天下，道家思想益于恢复生产，但夺取天下之后就需要对百姓社会进行礼仪制度的规范和思想的统御以巩固统治地位了，而儒家思想文化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和以礼为中心的社会规范，既不像法家那样激厉严苛，也不像道家那样无为淡泊，其 执两用中、允执厥中之安定社会局面的维稳功用自然派上用场并可大放光彩了，这是儒家思想的优势，也是它在汉代独尊终于走向统治思想的必然，并对后世封建执政产生了深远影响。
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既见之矣，既闻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 孟孙阳曰：若然，速亡愈于久生，则践锋刃，入汤火，得所志矣。
杨朱在哲学史上占一个重要的位置，正因为他敢提出这个为我的观念，又能使这个观念有哲学上的根据。——以上三种理由，虽不甚充足，但当时有这一种极端的为我主义，这是我们所公认的当时实有杨朱这个人，这也是我们所公认的。一是只认个人的重要，轻视人伦的关系，故趋于个人主义。无不废，无不任，何遽迟速于其间乎？ 不求久生不死，也不求速死，只是从心而动，任性而游。一种就是极端悲观的厌世家，像杨朱一流人了。
寔字训止，训此，训是，训是人，即是白话的这个。他又恐怕人把自我观念者作损人利已的意思，故刚说：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其实，此说并非新文化运动首创，早在乾隆年间，早期启蒙思想家、汉学家戴震即有理学以理杀人之说。
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度，实现自由、平等，乃是中国近代的时代要求、历史任务。宋元以来，采取绝食、吞金、仰药、自缢、投水等方式自杀殉夫者可谓一代超过一代。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新文化运动的道德革命并非是突如其来、突发性的狂飙，而是戊戌以来道德革命的延续，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客观地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道德革命，其主流是理性的。
据正史记载，明代某改嫁女子，好意赠人茶饼，竟被对方当面抛于地。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
封建礼教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管控、震慑力？这是因为被神圣化、绝对化的三纲、三德一旦深入人的心髓，化为内心的信念，则身为臣、子、妻者势必会认为自己为君、父、夫而生，自己的最高价值即在为君、父、夫牺牲，而忘掉进而牺牲自身的价值。这就决定了三纲的本质特征是不平等之道德，所规定的义务乃是片面的、单方面的义务。 众所周知，自宋代理学家将三纲上升为天理后，它越发神圣，所谓三纲之重，等于天地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君、父、夫既然为臣、子、妻之纲，势必使臣、子、妻、卑、幼成为君、父、夫、尊、长的附属品，而丧失自己独立自主的人格。
这些女性（多为年轻女性）所以如此苦守以至轻生，既是因为自己觉得这是至高的美德、荣耀，可以名垂青史，也是慑服于巨大的社会压力。封建礼教对人们的管控、震慑力于此可见一斑。何以相隔一百五六十年之后会有相同、相似的结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如何全面认识、评价这场批判旧礼教的道德革命，对此是有争议的。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等人对于为什么要推翻三纲和旧礼教作了更具理论色彩的深入分析。近代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社会转型的时代，自然也是一个文化革新、文化转型的时代。
由于何启、胡礼垣等长期生活于香港，其抨击言论较之康、谭更为激烈，以至认为化中国为蛮貊者，三纲之说也，尖锐程度不亚于后来的陈独秀等人。（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进入专题： 新文化运动 道德革命 。
臣、子、妻既认定身非己有，则势必会反复出现以上种种血腥、野蛮的愚德行为。随着社会变革、文化革新的展开，触动以三纲为核心的旧道德、旧礼教乃是必然之势。就是说，三纲乃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必然产物，它所维护的自然是封建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的社会秩序。 为了深入批判三纲、旧礼教，鲁迅、吴虞等人又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礼教吃人说。它创于强者，是强者自便而凌弱者的工具。在陈独秀看来，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
在这种大的社会氛围中，从宋代起，各种愚忠、愚孝、愚贞、愚节行为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也是在明代，某女丧夫后欲改节，她的女儿竟闭门不与相见，使她惭去。
虽然道德革命的口号是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来的，但在此之前，康有为、谭嗣同、何启、胡礼垣等维新派思想家即已先后批判三纲、抨击旧礼教。今天，我们全面认识、评价新文化运动的道德革命，应看到这些往往被人们忽视的方面。
这种人为制造说对于否定三纲的神圣、否定其合道义性，虽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显然是非科学的，在理论上是肤浅的本文因无确凿证据对此说置以可否之论。
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对儒家思想弱点的论述也值得我们重视[4]。故笔者拟就孔子及其思想，谈谈自己的对其现代意义问题的若干看法。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家庭结构等等，都在处在变革的过程之中。2.孔子思想所蕴含的中国特色文化建设思想库意义（孔子思想的时代超越性，即所谓精神实质）。
在这样的形势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有识之士以传统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表孔子作为批判的把子，应该说时代赋予的动力，是当时中华民族时代任务的召唤。[7] 参考冯友兰说，见《中国哲学史新编》。
至于在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的孔子学院，虽然说是以汉语学习和中华文化传播为主要任务，却也折射了孔子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儒学形态，在今天看来也有这样那样的弊病。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不可忘却。就中华文化而言，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什么其他的历史人物能够比孔子更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了。
他们或以为推崇儒家文化可能会导致政治、意识形态的倒退。对于今人看来错误乃至荒谬的地方，也应该既指其弊，又分析其时代的合理性。孔子及其思想除了中华文化代表的象征意义以外，它还有一些超越历史时空的合理内核值得我们学习反思。世界了解我们中华文化时，也是把孔子作为最具代表性人物的。
当前，从经济和社会组织结构和机制运行来看，自然不是乱世。从这一方面来看，五四时期陈独秀、鲁迅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仍有借鉴意思。
而宋代儒学复兴过程中，包括二程和朱熹在内的思想家们，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奠定的新儒学文化，也是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资料的基础上的创新发展。而隋唐佛教大盛，而在社会政治生活、家庭伦理等主要场合，为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仍是主流。
即使由教育机构和知识阶层倡导，如果没有明确的界定，或自觉不自觉地透露出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难避御用之嫌和被标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标签。推崇孔子及儒家思想文化和反对尊孔兴儒两大阵营中，都有一些人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和尊孔读经派的斗争。